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今天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访谈《憲法９条は日本人にはもったいない》是我近来看到的少有的有骨气的文字。这些话要是由我这个不劳徒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理想主义的外国人来说当然没什么价值，由这位伊勢崎賢治来说就不同。现全文抄录于下，翻译是我做的。

 

 

伊勢崎賢治 57年生。早稻田大学理工学硕士毕业。印度留学后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于非洲活动。在东帝汶和塞拉利昂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担任纷争处理和武装解除。在阿富汗作为日本政府特别顾问指挥武装解除行动。现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最大的违宪”索马里海域的自卫队派遣、为什么不反对？

 

——向索马里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性质与以往不同，是为了保护与日本有关的船只不受海盗的袭击。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显示63%的支持。
“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好、向伊拉克派遣陆上自卫队也好、日本政府提出的口号‘国际贡献’‘伊拉克的复兴支援’是对是错先放在一边，怎么说也是‘世界的利益’。但这次首相在国会答辩中的陈述，总归为‘国益’。这样的情况为战后首次。日本终于，揭起‘国益’的旗子要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了。”

——保护国益岂不是好事吗，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不不，这是明明白白的宪法违反。现行宪法诞生的背景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日本人在接受新宪法的同时，也宣誓了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不追求非得向外派遣军队才能保护的国益。这是宪法9条的根干。
“在我看来不仅向伊拉克的派遣，在印度洋的加油行动也是违宪。但，尽管是实质上的战争协助，好歹也伪装成‘世界的利益’。现在想来比索马里的派遣还要好的多了。”（苦笑）

——不仅是一般人，从护宪派的人中对这次的索马里派遣也没有看到有大的反对。
“我本以为会有最激烈的反对运动发生，然而当事人的护宪派这次没有反应。所以我说‘9条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他们为了9条不被改动，长期以来坚持不懈。不可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不行。我是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看成‘世界利益’的，但也对他们的批判精神表示敬意。但是这次，挑战9条根干的揭扬国益的海外派兵，他们的批判精神没了反应。要是想着是为了救助日本人是没办法的事，护宪运动也就算崩溃了。我也是护宪派。我甚至想着要作一个‘败北宣言’。”

——你的意思是自卫队不可以保护日本人不遭海盗吗。
“是的。自卫队在海外护卫日本关系的船只是错误的。宪法上，依靠军事力来保护在国外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不被允许的。
“在海外对于自卫队的认识是军队。军队与警察是不同的组织。两者间无法代替。现在为了应对海盗各国的军舰聚集在索马里海域，但这本是沿岸警备的问题。索马里的现状是一个例外。”

——那么，在这现实的危险面前日本该怎么做呢。
“绕开索马里海域选择迂回的航路。比如说绕道非洲南端的开普敦。就算会导致更长的运送日数和更多的费用，这也是拥有9条的日本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长期的对策是通过政府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加强周边国家的警察、沿岸警备力。日本在马六甲海峡与亚洲诸国协力占有主导地位，在海盗情报的交换上也享有很高的评价。这是日本的家传手艺。为什么在非洲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规定了更改宪法的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距实施还有一年多。改宪的动向还会出现吗。
“我在‘九条の会’之类护宪的集会上会讲，‘我基本上不信任包括护宪派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比如有像小泉这样性感兮兮的首相出现说要改宪了，舆论大概就往那个方向去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纷争处理的现场看来，宪法与自卫队是什么样的。
“在9条之下自卫队能做的事有很多。冷战之后，内战与纷争增加了。比如在卢旺达的屠杀中可以看到，为了不让人杀人而进行的和平介入，有时必须行使武力。这是不可否定的。武力只是种种和平介入手段的选择肢中的一种。”

——那武力之外呢？
“为培养敌对势力间信赖关系的军事监视团。”

——外交官或非政府组织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吗。
“不能。是军人才有意义。”

——区别在哪里。
“对方也是军事组织。这时持中立立场的军人非武装地出现在正面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他们看来军人必然要携带武器。结果是赤手空拳。所以才有说服力。哪个国家派来的也很重要。日本有一个中立的印象，军事监视该是自卫队的家传手艺。”

——正所谓非武装的军人的积极意义。
“正是。然而一部分的护宪派，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不理解这一点。否定自卫队、不让派出海外是他们悲壮的心愿，然而但是这回是为了救日本人所以不反对了的人也有。我对这点很愤怒。”

——这只要日本和平就好、的意思啊。
“即使在护宪派中，我猜也有忘记了宪法的前文的人吧。读了就会知道单单的一国和平主义也是不对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前文怎么都好，9条变成了目的。在前文和9条之间找到空隙，钻那个牛角尖展开了反恐战的是小泉原首相。我们必须要努力把前文和9条再连接起来。
“9条是一个道具。可以作为外交的道具，也可以作为保护自己的道具。现行宪法说的是应用9条来实现前文的理念。到今天为止我在纷争处理的现场、因为是日本人而得到了很多。日本是经济大国但是不行侵略的安心感。由广岛、长崎代表的，能站在被害者立场上考虑的稀有的大国。能够与美国不同的自主性的国家。这些可能都是‘美丽的误解’。但我想要保护好它。”

 

 

前　文

 

日本国民は、正当に選挙された国会における代表者を通じて行動し、われらとわれらの子孫のために、諸国民との協和による成果と、わが国全土にわたつて自由のもたらす恵沢を確保し、政府の行為によつて再び戦争の惨禍が起ることのないやうにすることを決意し、ここに主権が国民に存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この憲法を確定する。そもそも国政は、国民の厳粛な信託によるものてあつて、その権威は国民に由来し、その権力は国民の代表者がこれを行使し、その福利は国民がこれを享受する。これは人類普遍の原理であり、この憲法は、かかる原理に基くものである。われらは、これに反する一切の憲法、法令及び詔勅を排除する。

 

日本国民は、恒久の平和を念願し、人間相互の関係を支配する崇高な理想を深く自覚するのであつて、平和を愛する諸国民の公正と信義に信頼して、われらの安全と生存を保持しようと決意した。われらは、平和を維持し、専制と隷従、圧迫と偏狭を地上から永遠に除去しようと努めてゐる国際社会において、名誉ある地位を占めたいと思ふ。われらは、全世界の国民が、ひとしく恐怖と欠乏から免かれ、平和のうちに生存する権利を有することを確認する。

 

われらは、いづれの国家も、自国のことのみに専念して他国を無視し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あつて、政治道徳の法則は、普遍的なものであり、この法則に従ふことは、自国の主権を維持し、他国と対等関係に立たうとする各国の責務であると信ずる。

 

日本国民は、国家の名誉にかけ、全力をあげてこの崇高な理想と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を誓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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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条　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戦争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２　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国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

 

    当年考硕士面试，是数学科相关的老师们都坐在下面，学生一个人站在黑板前，老师问，学生答。当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代数几何？我当年想也没想脱口而出：かっこいいから（因为很帅啊）！然后坐在下面的老师中有一位放声大笑，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人，后来选他做了导师。
    你可能看过一些介绍费马大定理的科普读物，然后可能会在某个不起眼的段落找到一个叫宫冈洋一的名字。曾经有一度宫冈以为自己证明了这个定理，可惜后来发现这个证明是错误的——用这个方法只能证明方程没有无穷个解，而不能证明它无解。我当年读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一个无知的高中生，不知为什么就记住了这个名字。真的，我后来甚至不记得怀尔斯，但是却记住了宫冈洋一。（不过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伽罗瓦和谷山丰啦——这两个人的魅力对于青春期的热血少年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本科考进东大以后，头两年是不分专业的所谓“自由教育”阶段，曾经有一回我在学校的通知栏的角落里看到有给某个班上微积分课的老师的名字叫宫冈洋一。当时的反应：1、啊原来这个人还活着！2、原来这个人在东大！3、原来他还教这种基础课！4、这个宫冈洋一就是那个宫冈洋一么？在当时我甚至不确定自己将来会进数学科，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宫冈洋一会在两年后成为我的导师。
    不过曾经发表过一个错误的证明完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尽管它让我记住了一个名字。你大概不知道的是 Bogomolov-Miyaoka-Yau 不等式，这里的 Bogomolov 就是那个 Bogomolov（这个名字一看就是个厉害人物……），Miyaoka 就是宫冈，Yau 是 Calabi-Yau 的那个 Yau —— 在丘成桐证明Calabi猜想的那篇著名论文里，首先就是一堆眼花缭乱的先验估计，作为一个推论得出了这个不等式。而在此论文发表的同一年，宫冈也发现了这个不等式，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照这么说来，宫冈洋一比丘成桐还是要低一个档次啊？哎呀呀）
    扯这么多的八卦，只为引出我们导师的大作《反「法医工文」論》，这篇文章出现在东大数学科自己面向毕业生发行的季刊《数理News》2008年第二期的封面上，我在暗地里读得偷笑不止。啊啊，这整篇文章里贯穿的锐气——或着说呆气——我这导师真是比我还要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宮岡　洋一          
 

　東大には、学部間の序列を表す「法医工文」という言葉がある。後から分離独立した「薬・経」はともかく、大学発足当初からあったはずの「理」が入ってないのはいぶかしいが、「文」のさらにあとだから無視、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あろう。

　ことの起こりは、明治の元勲（たぶん森有礼？）が、国家経営の枢要に任ずるものはすべからく法律を学び、技官などの専門家を監督して任務を遂行せしめよ、といい、一方では実学を先に虚学を後にすべし、としたことであった。日本の近代化においては官僚機構（と軍隊）がすべての手本だったから、「法医工文」の序列はひろく政財界にまで浸透し、日本社会には文系／実学尊重、理系／虚学軽視の風潮が牢固として存する。

　文系　vs　理系の例をあげよう。ある友人によると、理Ⅰに入学したとき、文Ⅰに進んだ高校の同級生から、「お前の一生、工場長どまりだな」といわれたそうだ。雑誌などに載っている生涯賃金比較でも、理系は文系よりかなり不利である。勉強量がより多くて大学院にまで行っても、収入が低くて、トップに上がり詰めることもできず、おまけにネクラのイメージまである、となれば、「理系離れ」が起こらない方がどうかしている。

　理系軽視のせいかどうか定かではないが、日本人の科学知識の水準は意外に低いのだそうである。日本人は算数が得意で教育程度が高い、とは実は錯覚で、学校で習った数学や理科の内容は、実生活における生きた知識になっていない。血液型による性格判断とか根拠がない種々の瘦身法、はては水子供養みたいな擬似科学・迷信が日本のように横行しているところは、先進国のなかではほかに米国くらいなものだという。

　実学　vs　虚学については、これはもういうまでもあるまい。科学の発見と聞いて国民が必ず発する決まり文句、「それは何の役にたつんですか」を思い浮かべればよい。行政においては、「科学」は単独ではまず用いられず、「科学技術」の形でしかでてこない。すぐ金にならない理論研究はやるべからず、といわんばかりである。こうしてみると、数学なぞは、理系で、かつ虚学のなかの虚学なのだから、「二次方程式なんて、一生一度も使ったことがないし」といった放言が、「識者」の発言そして通用してしまうのも、わが粟散土倭国においては無理からぬこと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しかしながら、日本社会に深く根付いてしまった「法医工文」的価値観は、外国の模倣に狂奔するのに精一杯だった戦前や戦後高度成長期ならともかく、現代ではもはや時代遅れなのではなかろうか。官僚の中枢をいまなお法学部出身者で固めているのは、どう考えてもおかしい。格段に肥大してしまった行政組織は、法律や行政学しか学ばなかったゼネラリスト（じつはゼネラリストにすらなりえないと思うが）の手に余るのではないか。たとえば、財務省幹部のほとんど誰も金融理論の原理がわかっていない現状では、未曾有の国際経済危機に対応できるのか、はなはだおぼつかなかろう。また国の責任が問われた薬害エイズ訴訟では、旧厚生省の担当課長こそ有罪とされたが、その上司である薬事局長は無罪であった。判決理由がふるっている。局長は薬学や疫学の知識がないのだから責任は問えない、というのである。職務に関する専門的判断もできないものが局長という職を占めるという制度が、そもそも変ではないのだろうか。

　わたしにいわせてもらうと、日本をよくする道は、理系／虚学を大切にすること、これに決まっているのだ（もちろん「虚学」というのは基礎科学・理論科学という意味で、趣味に走った道楽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

　通商産業政策や国土環境保全の面で、日本が大きなあやまちを犯して来た一因は、高度に発展した科学を指導層（具体的には官僚）がきちんと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にある。翻って外国を見てみれば、フランスでは工兵学校である Ecole Polytechnique の卒業生が大統領・首相を勤めることがめずらしくなかったし、現在の中国政府要人の過半数は理系出身者である。一方で、実学、特に理系のそれは、あっというまに古くなる。指導者に要求される大局的かつ長期的視野を養うためには、目先の応用にこだわらない基礎学問の方が適しているのだ。

　最近文科省あたりが盛んに「キャリアパス」ということを唱え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しかし、先ず隗より始めよ、だ。国家公務員の幹部候補生の半数を、理系の基礎科学を学んだ人材、それも修士号博士号を取得したクラスを採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なら、崩壊寸前の官僚機構に新風を吹き込むだけでなく、深刻な理系離れにも歯止めがかかり、日本国家の衰退を少しは遅らせることになろうというものだ（おまけに、東大数理にとってもめでたい話、とは、これはいわぬが花か）。

偶尔看到这篇 世界一早い「ゲド戦記」インタビュー（完全版） ，关于《ゲド戦記》制作中宮崎吾朗导演与父亲宮崎駿的冲突，由吉卜力的制片鈴木敏夫讲述。文章本身已经很有意思，《ゲド戦記》在日本被5家杂志评为2006年最差电影而仍能够取得当年国产片票房首位，当然与宮崎父子这段纠葛所引发的话题性大有干系。

不过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段：

 

鈴木　うまく言いにくいんですが、「猫の恩返し」を例に取ると、試写が終わった直後、宮さんがすごく怒った顔で僕の部屋に入って来たんです。僕の部屋というのはいつもドアを開けっ放しにしていますが、その時は珍しくドアを閉じて、「あいつにどうして今時の若い娘の気分が分かるんだ」と腹を立てていました。褒めているんですよね。実は「ハウル」はその反動でもあって、ソフィーというのは、宮さんなりのハル（＝「猫の恩返し」の主人公）なんですよ。

……

 

鈴木　很难说清楚，比如《猫的报恩》，试映之后，老宫一脸怒气地进了我的房间，我房间的门一向是大开着的，那时（宮崎駿）专门把门关上了，发火道“那家伙（指《猫的报恩》的导演森田宏幸）凭什么就明白如今的小姑娘们的心思”！这是表扬啊。事实上《哈尔的移动城堡》与此相对，索菲算是老宫自己的小春。

……

 

原来如此。这段话让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吉卜力作品里的女主角大都是小学生以至于谣传宮崎駿有恋童癖。谁都看的出来，小春和索菲，哪个比较自然？从这一点上说，《猫的报恩》是吉卜力作品中非常贵重的一部。

最后顺便说说我的女主角排名……第一位当然是《侧耳倾听》中的月島雫，第二位小春，第三位娜伍丝嘉。（你说什么？幽灵公主？不是吧…… :）

Anthy是GNU/Linux系统下现行通用的日语输入系统。在它的wiki上关于名称的由来这样解释道：

 

某アニメのヒロインの名前で、……、本当は主人公の名前を付けたソフト(Utena)がプロジェクトの主役となるはずでしたが……

某动漫女主角的名字，……，虽然其实应该用主人公的名字 Utena 才对……

 

Anthy的开发从2000年开始，《少女革命ウテナ》有剧场版在1999年公开。大概开发者当时正沉迷于其中吧……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Anthy，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哇。

 

哇。

 

这简直是动漫里的莎士比亚。《EVA》和它比起来显得如此的天真稚嫩啊……

 

1997年（为什么又是1997年？）放映的电视版动漫《少女革命ウテナ》，我能在24岁这年看到，是为人生又一大幸事。

 

里面的女主角安西简直是超越性的存在，在我看过的所有小说、电影、电视剧和漫画作品中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招人爱怜又如此让人害怕的女主角。不要以为我说的是那种美女蛇型的人物，亦或面如天使的冷血杀手（这不是惊悚片！），那种低层次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安西的可怕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就凭这一点已经可以让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无可撼动。

  隔了几年又看了一遍卡尔萨根的《COSMOS》。这部记录片制作的时候，旅行者探测器刚刚飞过土星，海盗号刚在火星着陆，萨根在教室里对孩子们讲，到了你们这一代就应该能在别的恒星系找到行星了。
  如今旅行者已经飞出了太阳系，机遇号和勇气号在火星上跑了大半圈，别的恒星系里的行星也在几年前找到了。可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对孩子们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梦想的时代。那时，量子力学方兴未艾，代数拓扑和代数几何正在兴起，登月计划是如此令人激动，放眼望去脚底下滚动的都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发现，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如寒武纪的三叶虫一样被大批大批的发明出来。而如今的孩子们不再对装备1G像素数码相机还可以看电视的移动电话表示任何惊奇，费马大定理，庞加莱猜想，Serre猜想都被证明了，随着冥王星之外的太阳系新行星的发现，连带着冥王星都不算大行星了，人工智能领域还没有发明出与人恋爱的电脑，已经“趋向成熟”了。这是一个梦想终结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只有黎曼假设，Navier-Stokes方程，全球变暖，人工可控核聚变这样的，人类再过一百年都没有信心解决的超级难题。
  在我看来，人类从发现核裂变那一刻起脱离了童年开始长大。核反应炉，这东西如果不人为地加以主动控制，一旦反应开始就会一直反应下去，它甚至不会在一次大爆炸后清零，而会溶解地表，地壳，一直沉到地心。这个事实带有如此明显的隐寓，人类从此必须主动地控制自己。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正是人类躁动的青春期。如今我回想自己的青春，看看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那感觉竟是如此的相似。现在日本正值“昭和热”，我猜怀旧着昭和时代的，大概不只有50岁的老人。“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登月的壮举和东西冷战，摇滚，毒品，性解放，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交织在一起，我感叹着那个年代激越的生命力，缅怀着自己逝去的十几岁。
  如今，我们的时代正处在我们的年龄。在20岁以前，我的眼前闪烁着无数的可能性，我把一切可能的都当成我拥有的，我觉得生命是如此美好。20岁之后，仿佛是波函数在一瞬间坍缩，无数的可能性突然关闭，薛定谔的猫只剩下两种状态，生存还是死亡。我和我的时代一样，前所未有的彷徨。
  小时候我看到的书本告诉我，人舌头上感觉不同味道的味蕾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比如甜味在舌间，苦味在舌根。如今他们说这是不对的。味蕾分布在舌头各处，每一个都有各种味觉受体。如今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化学物质可以阻断或者增强这些受体从而随意操纵我们的味觉。你所吃的各种味道鲜美的零食，标榜“低热量，0糖份，绿色健康的减肥食品”，都大量使用这些物质。他们说添加三聚烃胺是为了提高氮元素的比重，从而增加“测量上的蛋白质含量”。他们说三聚烃胺对小白鼠完全无害。“成人服用也无任何不良反应记录。”他们说塑料容器微溶于水产生的类激素物质会降低人的生殖能力。他们说有一种鲨鱼可以无性生殖。他们说因为Y染色体是父系单传，而一夫一妻制完全阻碍了生殖竞争，这样下去Y染色体会积累有害的突然变异而弱化，男性将会消失，人类会在一百万年后灭绝。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与此相对，我不相信转基因食品比传统食品更具危险。不相信鸡汤和鸭汤有性温与性寒的区别。不相信大型强子对撞机会毁灭宇宙。更不相信水变油、大学没毕业的民科可以证明黎曼假设。我自认为自己受过比一般人更精确的科学训练，有着比一般人更严密的逻辑思维。可是这是一个冷核聚变骗局登上《自然》杂志、华南虎照片登上《科学》杂志的时代。哲学、宗教、文学都在批判科学。科学在批判数学。物理学在批判经济学。一堵堵谁都望而生畏的高墙横亘在前面，墙角下人声聒噪，多样性的虚弱表象之下，一种绝对的不安正在不容置疑地渗透出来。
  忍耐、克制、等待而不失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而且必须为全人类做梦。我们的梦想将会决定开始进入成熟期的人类文明的走向。那不是孩童时期求祈于仙、道、神、佛的幻想，也不是青春期时一往无前的张狂理想。核反应一经开始就不会停下，不要以为一场大灾变就能把一切复位而重新出发。正视现实，我不认为未来会很美好。可是20岁的人有责任活到30岁。

2008年amazon.co.jp的DVD销量排名，以多出一位数字高居榜首的是EVANGELION的新剧场版：序——哇，这个骗钱神话还在继续……

不过在这里我要推荐的是这个：


与必须迎合大众口味的美国卡通不同，日本动漫的营利方式是靠玩偶、画册等关联商品的销售以及游戏、漫画、小说等多种媒体的同时推进，这里有的是愿意为喜欢的动漫人物掏尽身家的宅男们（我也开始有向其演变的倾向），有的是规模不大但精益求精的动漫工作室和大批大批富有个性灵感和创造性的艺术家们——我常常觉得日本最好的艺术家们都云集在动漫界，时常就会有那么一部不怎么见经传的作品一下子让我肃然起敬。我猜不管你处在哪个年龄层有过什么样的遭际正经受怎样的考验，在这里总有一部动漫可以打动你的心灵。——
恩，感慨就不多发了，《PERSONA - trinity soul -》这是2008年最好的作品。当然纯属个人意见。

在西西河看到这篇《不计活子非好汉》，想想真的很有意思。

围棋的规则十分简单，细微之处却博大精深，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判定围棋的胜负，中国古代是“惟子是子，眼位非子，子多为胜（计活子）”，现在的中国棋院是“子空皆地，包括眼位”，而日本的规则是“地多为胜”。举例说来，如下图的情形，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ａｂｃｄｅｆｇ
在日本只数空地，黑方控制了7a和7c两点，白方则控制有1a、2c、6f、7g四个点，所以白方胜。而按照中国棋院的数法，子空皆地，盘面上黑方有23个子，白方有20个子，23+2>20+4，所以黑方胜。（据我所知日本的规则确实如此，我在这里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围棋的展览，介绍的第一句话就说，所谓围棋，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落子占据尽可能多的地盘）

再比如下图的情形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ａｂｃｄｅｆｇ
这图和上图的区别仅在1f处的黑子变成了白子。按照中国棋院和日本的规则都是白方胜，但是按照中国古代的规则，盘上空下来的点都是气眼，是不算数的。只比较盘上活子的个数，黑方22个子，白方21个子，所以黑胜。白方的棋被黑方分割成两块，所以要多费两个气眼。

这其中的哲学，据说中国古代的围棋是以活子为目的，而不是以圈地为目的。日本对围棋规则的更改，其侵略性是不言而寓的。而现在的中国棋院规则貌似是两者的折衷，其寓意也十分耐人寻味。

 

寓言一：
  在某个偏远的村子里住着50户人家。在这个村子里流传着一个习俗，如果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外面乱搞，她在知道这件事的第二天就会把丈夫杀死。妻子们个个都聪明绝顶，她们每人都清楚地知晓另外49户人家的家庭状况，但是出于某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对自己的丈夫素来的品性则一无所知。妻子们之间小心地进行着情报交换，两个人之间可以共享关于第三个家庭的内幕，但是相互绝不透露任何一点可以让对方察觉到她自己的家庭状况的信息。于是丈夫们得以在外面花天酒地，而这个小村子一直保持着平静。
  直到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位智者，他在考察了这个村子之后说了一句话：你们之中有丈夫在外面乱搞。智者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这之后村子维持了50天的安定，妻子们都假定自己的丈夫没有在外面乱搞，而她们每个人又都知道，另外49户人家的丈夫都有在外面乱搞。于是在这个假定下，她们期待着在第50天的早晨，可以看到另外49户人家的血案。可是第50天平静的过去了。然后每个妻子都明白过来，其实自己的丈夫……所以到了第51天，疯狂的妻子们人手一刀，杀死了所有的丈夫。

 

寓言二：
  有这样一个游戏：每个参加者必须提交一个0到100之间的整数，组织者收集到这些提交的数后将计算它们的平均，提交了离此平均值的三分之二最近的整数的人获胜。这样的游戏进行了若干次，都是提交了22的人获胜了——大部分的人凭直觉认为，平均数应该是50，于是他们提交33。一小部分人预见到了这一点，他们提交22——他们获胜了。一个数学家想了一想，说：我们都应该提交0，因为这是唯一所有人都能获胜的情形。可是他的声音淹没在周围嘈杂的喧嚣里。
  数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聪明，但这通常是不对的。要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你必须比一般人聪明那么一点，并且只聪明那么一点。

 

想法：
  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值得信赖的经济理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是理性的——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做判断，人们希望幸福，希望爱，希望善待他人和被他人善待，但他们通常不希望思考。对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要去买股票。但是你怎么能忍受亲戚朋友还有隔壁办公室那个臭屁小子都在向你吹嘘他们的明智投资？另一方面，少数的几百家大型公司被认为必然也必须做出理性决策，然而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博奕的时候很有可能所谓的理性已经无法定义了。
  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有它各自的具体原因，在我看来它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我们都突然发现这个经济体系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的多。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集体心理症状——就像革命或者暴动一样。
  毫无疑问一个值得信赖的经济理论必须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可是从很多意义上说，我们的数学都苍白无力。阿西莫夫小说里的心灵历史学应该是可能的，可是在我看来，这必须等到某个量子计算机上的超级人工智能在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几百年之后才会得到。天才的数学家可以写出精致的数学理论，他们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我们的化石燃料还有多少可供开采？人工可控核聚变能否在未来五十年内完成？全球变暖留给人类的时间还有多少？非洲和拉美还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供这个世界压榨？不断减少的耕地和淡水如何才能养活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长寿的人口？与这些迫切关系到人类未来一百年的生存状况的问题比起来，一个值得信赖的经济理论，简直就是科幻小说里的天方臆想。

1997年，EVA的剧场版「THE END OF EVANGELION」与 Ghibli 出品的「もののけ姫」（魔法公主）
同时公开，「THE END OF EVANGELION」的宣传标语：「だってみんな死んでしまえばいいのに！」
（就说大家都死了算了！）而「もののけ姫」的：「いきろ！」（活下去！）毫不掩饰其对决的姿态。

这两部作品我都非常喜欢。EVA的导演庵野秀明和如今大名鼎鼎的宫崎骏算是师徒关系，当年庵野因为在
「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另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动画）中对机器异常细致的描画而被选进 Ghibli 工作室，
据说那时年轻的庵野在宫崎不近人情的高压之下所感受到的无助和茫然，就和EVA的开头真治见到他的爸爸
马上就被要求操纵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大怪物的情形是一样的。据说EVA就是庵野这段痛苦经历的内心反映。

后来EVA的电视版大获成功，而宫崎骏在《龙猫》之后的表现似有力不从心之势——庵野的评价：《魔女宅急便》
已经降了一个档次，《红猪》则完全不行了。这让老宫十分恼火。宫崎对EVA的看法，大致是说虽然我也常常
有要惩罚人类的想法，但是EVA那是完全认为自己是神了。你作为一个导演，把自己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
拿出来抛给观众，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老宫说的没错。EVA是伟大的划时代的作品，但是EVA只能有一个。「もののけ姫」则是越多越好。97年的对决之后
宫崎骏又回到他的颠峰状态，《千与千寻》获了奥斯卡奖。而EVA热在剧场版之后逐渐消散，留下一个传说中的神话。

也许，到底姜还是老的辣。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这都是了不起的传奇。

注：以上文字与图片没有太大关系。我只是想贴一个鹿而已。

纪念《超時空要塞MACROSS》（太空堡垒）25周年的系列最新作品 Macross Frontier 目前正在电视上播出。一集不落紧密跟进中。

 

6岁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看过《太空堡垒》，那时并没有特别的痴迷（那时我喜欢恐龙特急克塞号），但是放过之后却一直记得。在我看来那是一部奇怪的动画片。在里面“好人”（也就是地球人）总是把事情弄糟，让自己的处境变得很差，却又仿佛乐在其中。而“坏人”（开着像鳄鱼一样的太空船的外星人）并不邪恶，仿佛有什么隐衷。这在看惯了《地道战》《地雷战》《大决战》《变形金刚》的那一代小孩子来说绝对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当然我那时并不理解这种意义。还有女主角林明美，非常任性，比《机器猫》里的静子差多了，但是歌真好听。还有动画片里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氛围，就像妈妈喂的玉米糊一样的味道，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这种氛围叫做恋爱。小孩子的感性是很强的，我长大以后完全记不起情节，但是一想起，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部温暖的动画片而回味不已。

 

12岁那年看到《MASK》（摩登大圣），精彩之余，也隐隐感受到那只戴上以后变绿脸的神奇面具所蕴涵的象征意义。

 

16岁时看到了《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啊。（我的心灵所受的冲击无以言表，几乎整个青春期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下。）

 

这是三部溶入我生命的动画片。能在6岁的时候看到MACROSS，12岁的时候看到MASK，16岁的时候看到EVA，可以算是人生幸事。

号称这是一本可以和《铁皮鼓》《香水》比肩，销量超越《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的畅销小说，写的是数学家Gauss和地理学家Humboldt的故事。看标题有点像是科普，内容有点像是科学史，居然是小说，而且还畅销，就冲这点我也会掏钱包了。（不过话说回来，畅销这种东西实在是没有准头，有一套日文名叫做《数学の最先端》的丛书，由如今最厉害的数学家们写的概论集，我翻了两页就头昏眼花了，在欧美居然号称是畅销书。很明显，如果说十几年前人们会买一幅野兽派的油画或是一座银光灿烂的金属雕塑来附庸风雅，在今天大概会换成一套金黄耀眼的施普林格GTM码在书柜上。自从美国的那个什么信贷危机以来，到处都在说风险管理，人们惊奇的发现周围的世界已经被自己搞得是如此复杂以至于需要数学思考的地步……啊，一不小心跑题了）

小说的情节当然比不上《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两个主人公的故事错开叙述的双线结构也有点生硬，不过还是很好看。那是一个充满大冒险和大发现的时代。热气球，照相术，怀表，矿灯，气压计，蒸汽船，海怪，食人族，幽灵，电池，神经传导，避雷针，地磁场，正十七边形的尺规作图，二次互反律，最小作用原理……各种传说、臆想、展望、探索和兴奋交织的诗意的神奇的暗流涌动的世界。

好书。从读过之后能够产生的神圣感觉上来讲，比《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要好。

不过去豆瓣看了一下，似乎关于大陆的中文版翻译的口碑很差。唉。

    说说我的看法。不管怎么样，2008年世界的目光注定投向中国，即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现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确实很冷淡。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我只说些自以为理解了的事。

    从西藏闹事以来，整个圣火接力期间，一直到胡主席访日结束，日本的小报上一篇篇都是对中国的讽刺挖苦。我可以在每天上学的电车上欣赏这些印满刺激标题的广告。可以说这基本上反映了日本人心理的阴暗面。请注意我说的是小报，不是NHK。在日本这么一个堕落的追求刺激的商品化社会，总是挖掘阴暗心理的小报大肆猖獗。国内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点。（大概是看多了CCTV的缘故罢……点到为止。）日本人对外向来没什么主见。从几年前中国大规模反日游行开始，日本就憋了一肚子委屈也不敢说句话。这次看见欧美的媒体都批评中国了，他们就趁此机会大肆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向来十分委琐。这也是我喜欢他们的地方。

    不过话说回来，圣火接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即使是我，天天在电车上看到这些东西，也忍不住要破口大骂。火炬到达长野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又看到一个标题，“三万人的红色留学生！！！”哇，我简直可以嗅到那惊叹号后面隐藏的小日本的恐慌。我哈哈大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血是热的。

    说实话我是很讨厌五星红旗的。一想到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和那么多同龄人一起，慷慨激昂地说着“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么嗜血暴力的话，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在日本，即使是有人说要规定让小学生齐唱国歌实行爱国主义教育，也会有当年神风特攻的队员出来沉痛申诉国家主义对人性的摧残。这也是我热爱日本的原因之一。

    有人说圣火接力是中国新一轮的五四运动。从它对民族感情的刺激上来说我想确实如此。之后地震来了。我不得不说，在之前已经被刺激高涨的民族情绪下，地震所酝酿出来的政治气氛大有风起云涌之势。512也许会和911一样被历史记住。我也希望如此。几年前我老家有小震，当时也组织了救援，我和家里通电话时还打趣地说，这下瑞昌出名了哈！爸说，过不两天就忘了。确实如此。

    我愿512会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愿汶川这个地名永远被中国人记住。如果说911给了美国人一个当头棒喝，那么512的效果也是一样。奥运当前，作为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抱有天朝盛世的幻想，也会有一点民族崛起的喜悦吧。这个时候地震来了。很多人死了。

    很难说911以后的美国乃至世界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911以后的美国变得更加傲慢。在我看来布什能够连任是这个国家的堕落。点到为止。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容易骄傲，骄傲的民族注定愚昧。我想教训已经够多了。

    最后顺便一说，大和民族绝对称不上伟大（简直就是委琐），但这个民族塌实、勤劳、谦逊、和美，如果你和我一样，从骨子里反感宏大叙事，那么也一定会爱上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

安徒生 著

叶君健 译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但是她必须是一位真正的公主。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要想寻到这样的一位公主。可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碰到一些障碍。公主倒有的是，不过他没有办法断定她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她们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结果，他只好回家来，心中很不快活，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着得到一位真正的公主。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天空在掣电，在打雷，在下着大雨。这真有点使人害怕！这时，有人在敲门，老国王就走过去开门。
    站在城门外的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可是，天哪！经过了风吹雨打之后，她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面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
    “是的，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考查出来。”老皇后心里想，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她走进卧房，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于是她取出二十床垫子，把它们压在豌豆上。随后，她又在这些垫子上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这位公主夜里就睡在这些东西上面。
    早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样。
    “啊，不舒服极了！”公主说，“我差不多整夜没有合上眼！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有一粒很硬的东西硌着我，弄得我全身发青发紫，这真怕人！”
    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压在这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嫩的皮肤的。
    因此那位王子就选她为妻子了，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这粒豌豆因此也就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儿看到它呢。
    请注意，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转载自《南方周末》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topic/zhongguoqiji/200802/t20080220_37505.shtml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topic/zhongguoqiji/200802/t20080220_37504.shtml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am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topic/zhongguoqiji/200802/t20080220_37503.shtml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 320亿美元，2005年 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 “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转载自童心世界

 

　　作者：安房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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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镇里，有一位耳科医生。
　　小小的诊所，一天连一天，都在瞧看病人的耳朵。
　　那是位技术特别高的医生，所以候诊室里总是满员。也有从远处的村庄，被火车晃了好几个小时赶来的人。经这位医生的医治，耳病完全痊愈的事，多得数不清。
　　每天都那么忙，最近，医生有点累了。
　　“我也应该偶尔去做做健康诊断。”
　　黄昏，在医疗室里，医生嘟哝着，整理着病例。平时负责护士工作的太太，前不久出门，现在，只剩下医生一人。夏天的夕阳，亮亮地照着那白色的小房间。
　　突然，身后的帘子唰地摇动，响起尖锐的声音。
　　“大夫，请给急诊吧！”
　　耳科医生咕噜一声转过转椅。
　　窗帘那儿，站着一个少女，捂着一只耳朵，披头散发，好像从老远的地方跑来的，喘着粗气。
　　“怎么了？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医生目瞪口呆地问。
　　“从海里。”
　　少女回答。
　　“从海里？噢，做公共汽车？”
　　“不，跑，是跑来的。”
　　“哦。”
　　医生抬起滑下的眼镜。
　　“好，坐吧。”
　　他指着眼前的椅子。
　　少女脸色苍白，那眼睛显得很大，好象是吞了毒的孩子。
　　“你怎么啦？”
　　医生一边洗手，一边用往常的口气问。少女指着自己的右耳，叫道：
　　“耳朵里进了不得了的东西。请快给取出来吧！”
　　于是，医生从柜子里拿出纱布和镊子。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少女仍然用尖锐的声音催他快点快点。但是医生很沉着。这种事情是常见的。昨天就有一个人跳进来，说耳朵里钻进了活着的小虫，“讨厌，讨厌”地大声嚷嚷。医生想，今天也准是这么回事。他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问道：
　　“是什么进去啦？”
　　少女露出极其悲哀的脸色，答道：
　　“这个呀，是秘密。”
　　“秘密？”
　　医生皱起眉头。
　　“不会是秘密吧？要不，怎么能治得好呢？”
　　少女无精打采地垂下头：
　　“所以，是秘密。秘密钻进我耳朵里去了。”
　　“……”
　　“我呀，刚才听了绝对不许听的秘密，所以，希望您能赶快把它取出来。”
　　“……”
　　“现在马上取出来，就不要紧了。因为它前不久，才咕咚地掉进耳朵里。不过，要不快一点，就耽误了。太阳沉了下去，那就算完了。”
　　医生直眨眼睛。这样的病人，还是头一回遇见。他想，首先应该互相慢慢说说。
　　“那，你到底听了什么样的秘密？”
　　他和蔼地问。少女小声说：
　　“我听说我最喜欢的人，其实是只鸟，是被施乐魔法的海鸥。”
　　“唔。”
　　医生露出特别奇妙的脸色，点点头。然后，把椅子往前拖拖，看着少女的脸：
　　“我希望更详细听你的话。接着再给你看耳朵，也不太晚。到太阳落下，对，还有三十分钟呢。没什么，那么一点秘密，马上就能取出。因为我是名医嘛。”
　　少女听从地点了点头，讲了这样的事。

　　我第一次遇见那个人，实在黄昏海的小船上。
　　我是个独自一人的女孩，在租船地小屋干活儿。小屋前面，连着一排十九艘小船，那时，我坐在最前面的小船上。
　　我在等着太阳落了还没有返回的唯一的小船。傍晚，数好小船的数目，把它们系到桩子上，是我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时候，我等得太累，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耳边有“吧唧”的拨水声。
　　“对不起。”
　　那声音是我一惊，睁开眼睛。
　　眼前有个少年坐在小船里。涂着蓝漆的小船，确实是我们店里的。我马上不高兴了：
　　“怎么啦？时间都过这么多啦！”
　　少年害羞地笑着说：
　　“因为我到远离岸的海面去了。”
　　少年的眼睛，是奇异的灰色。
　　“你究竟到了哪儿啦？”
　　我用办吃惊的脸色问。少年满不在乎地说：
　　“水平线的尽那边。双胞胎岩石的还那边，雷岛的再那边。”
　　“净撒谎！”
　　“谁撒谎了？鲸鱼喷水啦。还有大客船哪。”
　　“别开玩笑，快把小船还回来！”
　　少年站起身，噗地跳到我的船上，接着，象踢石头似的，蹦蹦地顺着十九艘小船跳到岸上，最后说：
　　“再见。”
　　少年坐过的小船上，散着白花瓣。我不由得伸手拿起来，一看，花瓣变成了羽毛。
　　那是鸟的羽毛。
　　我好像做了一个奇异的夏天的梦。
　　当我知道那少年，是住在海滨贫穷的小屋里，专门潜水采贝的渔女的儿子时，我的吃惊，是不能形容的。
　　那渔女，年纪很大了，不再潜海，只到处去卖贝和鱼。茶色的皮肤，皱皱巴巴的，凹下的眼睛，很模糊。
　　那样丑陋的老渔女，居然会是那少年的母亲，我奇怪得简直不敢相信。可是有一天，渔女来到租船小屋，确实这样说过：
　　“最近，我儿子给你添了麻烦，很对不起。”
　　她笑了。笑脸使人打战。
　　“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再让他玩小船，因为他是我最宝贵的儿子。”
　　不料从那以后，少年每天都来坐小船，还在我耳边悄悄说：
　　“就玩一会儿。对我妈妈保密呀。”
　　不久，我和少年成了朋友。开始挺胆怯，后来就渐渐亲近了。
　　到了傍晚，少年帮助我往桩子上系小船。他比我动作快，好像在收集水上的树叶。
　　“这要全部都是我的小船，有多棒啊。”
　　少年说。
　　“那么一来，我就把它们连成一排，我划着最前头的小船到海面去。”
　　“咦，能做得到吗？”
　　“嗯，我可以做到吧，我的胳膊很壮嘛。很早以前，我就干过各种比这还冒险的事情哪。”
　　“冒险？什么样的？”
　　我探出身子问。少年突然用泄了气的声音说：
　　“已经忘啦。”
　　接着，他用发呆的眼睛望着远方。他总是这样，从前的事全忘光了，好像让人给吃了忘药的王子。其实，我也是那样，留在心里的以前的回忆，一件也没有。
　　收好小船，在天黑之前的短时间里，我们快乐的度过了。摆贝壳，分酸浆果，放焰火。在微暗的小屋后面，叫做滴滴金儿的焰火，小而哧哧地着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更宽广的地方一起玩，希望在白天的阳光下，在沙滩和海里，尽情跑，尽情游泳。不过，我们总是害怕渔女的眼睛。在小屋后面，也许有窥探俩人情况的渔女身影，总是使我们位居。有一回，少年说：
　　“喏，咱们俩到更远的地方去好不好？”
　　“远处是哪儿？”
　　“水平线的尽那边，双胞胎岩石的再那边，雷岛的更那边呀。”
　　“可你妈妈呢？”
　　我放低声音问。
　　“你妈妈不是说不许吗？”
　　少年点点头：
　　“嗯，妈妈对我们的事，生着气哪。她说，你莫不是打算跟那姑娘一起，逃到什么地方去吗？不过，我决不会让你们这么做。妈妈是可怕的人哪，会使用魔法。”
　　我屏住气息。
　　这么说来，那张脸，是魔法师的脸。特别是那眼睛——象奇异的沉淀物，仿佛在海底住了二百年的鱼眼睛。
　　“喏，所以我们必须偷偷逃走。”
　　少年脸色极为认真。我心胸咚咚跳着，点点头。
　　后来，没过三天，少年突然说：
　　“喏，明天逃跑吧。”
　　“明天！为什么这么突然？”
　　“妈妈让我潜海，从海底取出许多海贝。我不愿意。那是十分苦的。”
　　“……”
　　“我想充分地到宽阔的地方去。喏，所以，明天逃跑吧。希望你把一艘小船，藏在那岩石后面。”
　　少年指着那边的岩石。
　　突出在海上的大岩石后面，有一块足以藏下一艘小船地洼处，这我也知道。
　　“明天的傍晚，我在小船上等你。”
　　少年用灰色的眼睛笑了。
　　这时，身后哗啦一声。似乎有黑色的影子在水上晃了晃。我的心咯噔一下，回头看去，可谁也没有。
　　啊，那就是昨天发生的事。那好像是很早以前了，可真正是昨天的事。

 

　　这样，今天傍晚——也就是刚才——按照约定，我急忙到那岩石后面去。早晨偷偷放下的小船上，他一定在等着。
　　他大概穿着蓝色的海水短裤吧？戴着大的麦秸帽子吧？而且，那灰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在等着我吧……
　　我的心胸扑通扑通跳，觉得现在就要开始冒险了。
　　海滨的夕阳，是个大的黄金车，是凛凛发声旋转的耀眼的光轮。赶紧、赶紧，我一溜烟地跑。
　　从耀眼的沙滩，转到岩石后面，猛地微暗了。我的胶鞋啪啪地溅着水。
　　“辛苦了。”
　　突然传来沙哑的声音。我吃一惊，抬起脸一看，蓝色的小船上，代替少年地是一个渔女抱着膝盖坐在那里，浮出她那使人打战的笑脸。
　　我立即瑟瑟发抖了。我用尖声问那少年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
　　渔女冷淡地回答。
　　“关在上了锁的小物里哪。房顶有个小洞，他也许会从那儿逃走吧。不过，现在让他跑了也行啊。”
　　“房顶的洞？从那儿出来多危险！”
　　“有什么危险！那家伙有翅膀嘛。”
　　我呆呆地注视着渔女。于是，渔女挺起胸笑了。然后，忽然象我招手，说：
　　“到这儿来。我把珍贵的秘密讲给你听。”
　　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坐在小船边上。渔女坐下来靠近我，把嘴紧贴我的耳朵，而且只说了一句：
　　“那家伙是鸟啊。”
　　这句话象锋利的小刀，在我耳里乱跳。我不由得用一只手堵住耳朵。渔女露出极其使坏的眼神，又说了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施乐魔法的海鸥嘛。很早以前，一只受伤的海鸥，在我的小屋那儿徘徊。我觉得可怜，给敷上药，捆好绷带，每天给它食物，不知不觉，我对这支海鸥完全中意了。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孩子，即使伤好了，我也想一直把它放在身边。
　　“没想到有一天，从海里来了一只雌海鸥，每天早晨都在窗户那儿叫。
　　“那时，我懂得鸟话哩。我清清楚楚地听见雌海鸥在呼唤：‘到海里去吧，到海里去吧！’这样，我儿子就扇着伤刚愈的翅膀想飞。雌海鸥的歌声，一天比一天高，不管怎么赶它，它还是要来。我把雌海鸥恨得要命，就象现在你这样。”
　　说到这里，渔女喘一口粗气蹬着我。接着，她又用低声继续说：
　　“后来，我想出了好主意。我要用魔法让我家的海鸥变成人，把它当作我的真儿子。
　　“我的柜子里，收着两粒红色的海藻果实。那是从前在海底发现的珍奇东西。我在那上面呼呼地喷了气息，让海鸥吃了。
　　“结果，可真叫管用！只吃了一粒，海鸥就变成了个男孩子。我高兴的不得了，甚至没有觉察到剩下的一粒丢在什么地方了。有个漂亮的孩子，比什么都好。从今以后，我想教他潜海和卖鱼。
　　“不料，怎样了呢？还没过上一个月，这一回，是你出现了，又想跟那家伙一起到远处去……我死了心啦。我决定把那家伙赶到海里去。不过呢。”
　　渔女突然抬高声音，象喷吐似地说：
　　“你不能一起去呀，那家伙是鸟嘛。”
　　但是，我不害怕：
　　“那也行！因为它现在还是人的模样。我这就行了。”
　　渔女满意地笑道：
　　“可是，魔法马上就要解除哇。这个秘密，被无论哪一个人知道了，魔法就会解除。今天，太阳沉到海里时，那家伙就要恢复成鸟啦。
　　“如果你能把刚才的话忘得净光，那又当别论。如果你能跑到技术高的耳科医生哪里，赶紧把秘密取出来，那又当别论。”
　　“耳科医生……”
　　这时，我头脑里浮现出大夫您的事，海滨的人说，您是位特别出色的医生。因此，我就跑来了。喏，对您来说，是简单的吧？使用长镊子，马上就能做到吧？太阳落下后，就算完啦。请快点做吧！

 

　　“原来是这样。”
　　耳科医生点点头。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满足这相信自己而跑来的少女的愿望。
　　“那么，给你看一下吧。”
　　医生窥视少女贝壳一般的耳朵，然后一点头。
　　（噢——）
　　确实，耳朵深处，有什么在闪光。使人感到，正象开着一朵辛夷花。
　　（是这个吧。这个就是秘密吧。）
　　医生想。可是，那秘密太深了，无论用多长的镊子也够不着。
　　“喏，快点，快点，快点！”
　　少女直催促。她的声音，奇怪地在头脑里响，医生的胳臂不灵活了。拿出了药瓶，但弄不清那是什么药了。
　　（今天不顺手哇，是累了吧？）
　　医生摇摇头。
　　突然，少女大声喊：
　　“啊，鸟哇！鸟，鸟！”
　　“鸟？”
　　医生不禁把目光移到窗户。窗外只能看到一点细长的傍晚的天空。
　　“你说些什么！”
　　少女闭上眼睛，这样说：
　　“在我耳朵里哪。瞧，有海，有沙滩，沙滩上有变成海鸥地那个人。得把那只鸟赶紧抓住。”
　　医生跑过去，又一次窥视少女的耳朵眼。
　　“呵！”
　　他发出大声。
　　真的，少女的耳朵里确实有海。深蓝色的夏天的海，还有沙滩，恰如小人国的风景一样装在那里。而且，那沙滩上，有一朵刚才的白花——不是花，是鸟吧？对，可以看得见。使人认为是一只海鸥在休息翅膀那样的小东西。
　　医生突然脑袋发晕，闭上眼睛。仅仅有两三秒钟。
　　然后他睁开眼睛。他觉察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那海岸上。
　　一片蓝色的海洋。长长的、长长的海岸线。只有五米远的前面，一只海鸥在休息翅膀。
　　“太好了！”
　　医生伸开双手，蹑手蹑脚地从后面靠近。悄悄地、悄悄地……可是，只差两三步，鸟儿就“啪……”地展开翅膀，就象花蕾开放一样。紧接着，终于飞起来了。
　　“糟糕！”
　　医生去追。
　　“喂……等一等……等一等……”
　　医生跑着，胡乱地跑。
　　一边跑，医生有点明白了自己现在是在少女的耳朵里。他一边明白了，一边也就忘了。正象人类，大家都明白自己是在地球上，一方面明白，一方面又忘了一样。
　　总之，在那两秒钟期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医生的身体变得象虫子一般小，也许少女的耳朵大的出奇，或者还有别的原因。不过，医生都没有怎么想。他满脑子都是抓鸟的事。他觉得，不把鸟抓回来，就会有损于诊疗所的名字。
　　但是，海鸥越飞越高，一会儿，飘然地飞向海里。
　　“啊！啊啊，啊啊！”
　　医生扑通一声坐在沙上，目送着海鸥。
　　突然。
　　“快点吧，快点，快点！”
　　声音象雷似的在周围震响。医生不由得闭上眼睛。
　　仅仅有两三秒钟。

　　“怎么也不行？”
　　由于那声音，医生一惊，睁开眼睛一看，少女在注视着自己。那是微暗的诊疗室。
　　“取不出秘密吗？”
　　少女问。医生完全慌神地点点头，小声答道：
　　“嗯，刚才放过机会了。因为今天有点累啦。”
　　少女站起身，脸色十分悲哀地说：
　　“那么，已经不行啦。太阳下沉啦，那个人变成鸟啦。”
　　医生垂下头。他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少女默默地回去了。诊疗室的帘子刷地一晃。
　　耳科医生大声叹息着，咕咚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正在这个时候，医生看见眼前的椅子——直到现在少女坐过的那椅子上，散放着白色的东西。
　　医生把它拿起来，不住端详。
　　是羽毛，也是海鸥的。
　　医生吃惊地站了起来。他想了一会儿。
　　“原来如此。”
　　他点点头。
　　“必须告诉她！”
　　医生喊吧，跳到外边，在黄昏的路上，一个劲地跑。
　　（那孩子不知道，她自己也是海鸥。大概那时候，她是吃了渔女丢下的红果实的雌海鸥，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
　　耳科医生跑着。他为了在少女的耳朵里，装进另一个了不起的秘密，一心一意地在追赶着。

 

　　（The End）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constance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转载自童心世界

 

　　作者：安房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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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是哪一天，是我在山上迷路的故事。我正要回自己的山中小屋去，在熟悉的山路上。，我扛着枪，呆呆地走。对了，那时我完全是迷迷糊糊的，漫无边际的想着以前我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拐了一个弯，突然，我觉得天空特别耀眼，就像是擦亮了的蓝玻璃……这时，地面也有点淡蓝。
　　“咦？”
　　我悚立了，眨了两下眼睛。啊，那儿不是往常见惯了的杉树林，而是宽广的原野，同时，还是一片蓝色桔梗花的花田。
　　我屏住气息。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怎样走错了路，才猛然来到这样的地方来了吗？首先，这座山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花田吗？
　　（马上返回去！）
　　我命令自己。那景色过于美丽，使我有些害怕了。
　　但是，那儿吹着很好的风，桔梗花田一望无际，就这样返回去，未免太可惜了。
　　“只休息一小会儿吧。”
　　我在那里坐下来，擦着汗。
　　忽然，眼前一闪，有白色的东西在跑。我呼地站了起来。一排桔梗花唰唰摇动，那白色的动物，象皮球滚动一样地跑。
　　确实是白狐狸，还象是小孩子。我端起枪在后面追。
　　没想到，它跑得可真快，我拼命跑也追不上。“叭”给它一枪，那当然好，可我想尽量发现狐狸的窝，而且把在那儿的大狐狸杀掉。但小狐狸跑到稍高的地方，猛一下钻进花丛，消逝了身影。
　　我目瞪口呆地站住身，象是看丢了白天的月亮。我被它巧妙地甩开了。
　　这时候，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
　　“您来了。”
　　我吃一惊，回头看去，那儿有个小小的商店，门口有块蓝色招牌，写着：“印染·桔梗店”。招牌下面，规规矩矩地站着一个腰围藏青色围裙的小店员。我马上明白了。
　　“哦，是刚才那小狐狸变的。”
　　一股好笑，从我心胸深处一个劲往外涌。我想：哼，我装着上当，把狐狸捉住吧。于是，我竭力陪着笑脸说：
　　“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
　　变成店员的小狐狸眯然一笑：
　　“请，请。”把我领进店内。
　　店里是泥土地房间，整齐地放着五把白桦木做的椅子，还有漂亮的桌子。
　　“这不是很好的商店吗？”
　　我坐在椅子上，摘下帽子。
　　“是，托您的福。”
　　狐狸恭恭敬敬地端来茶。
　　“这印染店，到底是染什么的？”
　　我半开玩笑地问。狐狸猛然从桌子上拿起我的帽子：
　　“是，什么都能染。这样的帽子，也能染成漂亮的蓝色。”
　　“不像话！”
　　我慌忙拿回帽子。
　　“我不想戴蓝色的帽子。”
　　“是吗？那么，”狐狸不住地大量我的穿戴，说：“这围巾怎么样？还有，袜子怎么样？裤子、上衣、毛衣，都能染成漂亮的蓝色。”
　　不过，我又想，大概人和狐狸都一样吧，狐狸一定也希望得到报酬，总之，想把我当成顾客来接待吧。
　　我独自点了点头。连茶都给端来了，我却什么货也不定，觉得不太合适。我想，让它染染手绢怎么样，就把手插进兜里。这时，狐狸发出异常的尖声：
　　“对了，对了，给你染手指头吧！”
　　“手指头？”我发火了，“染手指头，受得了吗？”
　　没想到，狐狸眯然一笑：
　　“喏，客人，染手指头，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呀！”
　　说罢，把自己的双手，伸展在我的眼前。
　　两只小小的摆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染得蓝蓝的。狐狸把两手靠在一起，用染蓝的四根手指头，组成菱形得窗户，然后，把窗户家在我眼上，快乐地说：
　　“喏，请您看一看吧！”
　　“嗯嗯？”
　　“我发出不感兴趣的声音。”
　　“哎，请您只看一小会儿吧。”
　　于是，我不情愿地往窗户里瞧，接着，大吃一惊。
　　用手指头组成的小窗户里，能看到白色狐狸的身姿。那是一只美丽的狐狸妈妈，轻轻地竖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坐着。那使人感觉到，在窗户里，紧紧嵌上了一幅狐狸的画。
　　“这、这究竟是。。。”
　　我过于吃惊，连声音也出不来了。狐狸凄然地说：
　　“这是我的妈妈。”
　　“……”
　　“很早以前，‘嗒——’地挨了一下。”
　　“‘嗒——’地？是枪？”
　　“是，是枪。”
　　狐狸无力地垂下双手，低下了头。它根本没注意到暴露了自己的正身，接着说：
　　“尽管那样，我还是想再一次见到妈妈。我想再一次看到死去的妈妈的身影。这就叫做人情吧？”
　　我一边想着事情有点可哀了，一边“嗯嗯”地点头。
　　“后来，也是这样的秋天日子，风唰唰地吹着，桔梗花齐声说：‘染你的手指头吧，再组成窗户吧！’我就把好多桔梗花堆在一起，用花汁染了我的手指头。这么一来，瞧，喏。”
　　狐狸伸出双手，又组成窗户。
　　“我不再寂寞了，因为，从这窗户里，我什么时候都能看见妈妈。”
　　我十分感动，点了好几次头。实际上，我也是独自一人。
　　“我也想要这样的窗户啊！”
　　我发出孩子般的声音。狐狸露出高兴的受不了的样子：
　　“那么，马上给您染吧！请把手伸在那儿。”
　　我把双手放在桌子上。狐狸拿来盛着花汁的盘子和笔。接着，它用笔蘸满蓝色的水，慢慢地、仔细地给我染手指头。一会儿，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变成了桔梗色。
　　“哎，染好了，请赶紧组成窗户看吧！”
　　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组成了菱形的窗户，然后，战战兢兢地架在眼睛上。
　　突然，我这小小的窗户里，映出一个少女的身影。穿着带花纹的连衣裙，戴着有飘带的帽子。那时我熟悉的面孔。她眼睛底下，有个黑痣。
　　“呀，这不是那孩子吗？”
　　我跳了起来。那是我从前特别喜欢，而现在绝不可能见面的少女。
　　“喏，染手指头，是好事吧？”
　　狐狸极其天真地笑了。
　　“啊，真是了不起！”
　　我想付点报酬，就去摸衣兜，但，一分钱也没有。我对狐狸说：
　　“不巧，我一点钱也没有。不过，要是东西，我什么都可以给，帽子，上衣，毛衣，围巾，都行。”
　　狐狸说：
　　“那，请把枪给我吧。”
　　“枪？那可有点……”
　　麻烦啦，我想。可是，一想起刚刚得到的了不起的窗户，我对枪丝毫也不觉得可惜了。
　　“好，给你吧！”
　　我慷慨地把枪给了小狐狸。
　　“承您照顾，多谢。”
　　狐狸连忙一鞠躬，接过枪，然后送给我一些蘑菇，作为礼物。
　　“请今天晚上做汤用把！”
　　蘑菇早已装在塑料袋里。
　　我向狐狸打听回家的。狐狸告诉我，这商店后面就是杉树林，在林中走三百米，就到了我的小屋。我向它道过谢，照它所说，转到商店后面。一看，那儿有熟悉的杉树林。林中漏撒着闪闪的秋日的阳光，又暖又静。
　　“嗯。”
　　我佩服极了。我一向以为特别熟悉的山，却居然会有这样的秘密道路，而且，还有那样美丽的花田和亲切的狐狸商店……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舒畅，“呜呜”地哼着歌，一面走，一面又用上首组成窗户。
　　这一回，窗户里面下着雨。细细的雾雨，一点声音也没有。
　　那深处，朦胧地看见了我怀恋的庭院，面对庭院，有个套廊。那下边，扔着被雨淋湿了的小孩子的长靴。
　　（那是我的！）
　　我猛然想了起来，接着，心儿扑通扑通地跳开了。我觉得，我的妈妈马上回来收拾长靴。她穿着罩衣，蒙着白毛巾：
　　“呀，多不好，随便乱扔！”
　　我甚至仿佛听见了那声音。院子里，有妈妈种的小菜园，一团青色的紫苏，也淋着雨。啊，莫不是妈妈想摘菜叶，要到院子里来吗……
　　家里有一点亮。点着电灯，混着无线电的音乐，断断续续地传来两个孩子的笑声。那时我的声音，另一个，是死了的妹妹的声音……
　　“呼——”我大叹一口气，放下双手，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悲哀了。孩子时期，我的家被火烧掉，那院子，现在已经没有了。
　　尽管那样，我却有了极其出色的手指头。要永远珍惜这手指头，我想着，在林中道路上走。

　　不料想，回到小屋，我首先干的事是什么呢？
　　啊，我完全无意识地洗了自己的手，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不好！”当我刚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蓝色立即褪掉了。洗干净了的手指头，不管怎样组成菱形的窗户，里面只能看到小屋的天花板。
　　那天晚上，我忘记了吃狐狸送的蘑菇，失望地垂着头。
　　第二天，我想再到狐狸家去，请它给染染手指头。于是，作为谢礼，我做了好多夹肉面包，到杉树林里去了。
　　但是，不论在杉树林里怎么走，仍然是杉树林。桔梗花田什么的，哪儿也没有。
　　后来，有好几天，我都在山中徘徊。只要有一点似乎是狐狸的叫声，只要森林里可能有白影子闪动，我就直起耳朵，一动不动地向那个方向搜索。可是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遇到狐狸。
　　我不时地用手指头组成窗户看。我想，没准儿会看到什么。人们常笑我：你可真有个怪习气呀！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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